我国的原始宗教文化研究，在古文化研究中一直较为沉寂。究其原因，除了前一时期文化政策的影响外，更在于材料的匮乏。可是，不加强原始宗教文化的研究，就不能全面了解上古社会文化的全貌，就不能正确把握上古社会文化的规律。最近，齐鲁书社推出的《齐文化丛书》中的《齐宗教研究》一书为地域原始宗教文化的研究带了个好头。
根据现有文献资料的研究，自40—50万年前的“沂源人”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间的齐地宗教，经过了动植物崇拜、无生物崇拜、国神教崇拜、方仙道信仰四个发展阶段。齐地动植物崇拜的主要对象是禾麦、桃树和鸟、鱼、蛇、龟等，与古齐地的自然环境和物产紧密关联；齐地无生物崇拜的主要对象，除大地、山川、日月、星辰等一般崇拜物外，大石崇拜甚有特色，这也与齐地地理环境、齐地先民的原始生产形态有密切联系；齐地国神教除了崇拜祖先、鬼魂外，太公姜尚总结推行的八神（《史记·封禅书》谓：天主、地主、兵主、阴主、阳主、月主、日主、四时主）崇拜颇有特色；春秋战国时期，发端于齐而波及于燕的崇拜神仙和不死药的方仙道，更成为我国古代宗教史乃至世界宗教史上的一大奇观。
由上述发展历程看，齐宗教信仰的特色首先在于自然崇拜物众多和自然崇拜信仰的盛行。撇开动植物崇拜和无生物崇拜阶段不说，即使在国神教崇拜阶段，齐人的主要信仰也为自然崇拜物占绝大比重的八神崇拜。司马迁《史记·封禅书》对此有较多的论述，其所列八神崇拜中，除“兵主”外，其余七神皆为自然之祀，是对齐宗教信仰特色的很好说明。若再联系同时期其他地域，特别是与齐紧邻的鲁地那种祖先崇拜盛行的情况，这种特色就愈加明显。其原因，傅斯年从文化承传角度云：“商之宗教，其祖先崇拜，在鲁发展，而为儒学；其自然崇拜，在齐独发展，而为五行方士。”（傅斯年：《周东封与殷遗民》）章太炎从地理环境角度谓齐傍山临海，蜃气时结，启发了齐人的自由想象（《国故论衡·原学》）。
寻仙药、见神仙、求长生的方仙道信仰，是齐宗教信仰中的另一显著特色。方仙道之海外神山、仙人、不死药信仰的形成，既有外在因素的影响，诸如海滨蜃气等自然条件的启发、早期外海交通带来的海外异闻等，更主要的还是由齐人对人生感悟等内在因素所决定的。自然崇拜的盛行，使齐人对自然生物投入了较多关注。有感于植物生、长、荣、枯和动物生、长、壮、死诸自然现象，而思及人类本身的生、老、病死，生发人生短促的悲凉（参见《晏子春秋》载齐景公感人生苦短之叹），而试图超脱自然规律的制约，求得自身的永生，故而形成影响中国古代数千年宗教信仰的神仙崇拜。它与齐人对阴阳五行理论的总结和发展同样，可视为齐人对“天人关系”这一重大社会课题理论的重要贡献。自此，或追求自身性命的永生，或追求道德精神的流芳，成为齐学和鲁学人生价值观的重大区别，也成为齐宗教信仰和鲁周宗教信仰的显著差异点。
自然崇拜的盛行所诱发的方仙道之神仙、不死等信仰的形成，不仅对我国本土宗教道教的产生有重大影响，如神仙信仰成为道教信仰的主要内容，不死方术成为道教修炼的主要条目，侯神见仙成为道教科仪的主要仪式等，因之使方仙道成为道教的最主要源头之一，而且，其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特点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有着更为重要的深远影响。如果说，鲁周国神教之祖先崇拜信仰的思维特点是“别于人天之际”，即强调自然与人类的差别和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的话，那么齐宗教信仰的特点，不管是自然崇拜盛行也好，还是方仙道之神仙信仰也好，都表现着“通于天人之间”的思维特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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